史蒂文·皮斐尔对《中国新闻周刊》解释说，在真正进行核试验时，科学家们观察到了一些现象，但并不真正理解其背后的过程和原因。但通过“库存管理计划”的计算机模拟程序、设备和测试，例如双轴射线流体动力测试设备一种功率强大的X射线设备，他们就能更好地理解这些事情的整个过程和原因。可以说，“库存管理计划”不但能保证核武库的安全性和可靠性，还让军工科学家掌握了许多他们过去没有、现在也无法从核试验中获得的知识。
事实上，美国早已不必进行如此多的核试验。根据联合国公布的数据，自1945年以来，至少有8个国家总共进行了大约2000次核试验，其中美国进行的核试验次数达1032次，比其他所有国家核试验次数的总和还多。也因此，美国是积累核试验数据最丰富的国家。
“美国的核试验次数使得它早已超过了技术曲线的上升阶段，进入平台期，这意味着通过更多核试验能获得的研究成果非常有限。” 吴日强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美国在冷战时期的核试验，后来也更多是两个核大国军备竞赛压力下的威慑需要，而不是出于获取专业数据的需要。
“如今美国不再把俄罗斯当作真正的对手，这从美国不再与俄罗斯进行任何严肃的军控谈判就可看出端倪。”前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助理主任、普林斯顿大学核物理与安全问题专家弗兰克·冯希珀尔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明年2月，美俄之间的最后一个双边军控协定《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即将到期，俄方多次表示已经准备好无条件延长此条约，愿意接受包括其最先进武器在内的谈判，但美方始终不接茬。
“做蠢事的自由”
5月30日，联合国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组织已经对美国高级官员恢复核试验可能性的讨论表达了“深为关切”。该组织认为，一旦美国重启核试验，势必使其他国家失去不进行公开核试验的束缚，打破全球暂停核试验的状态。
吴日强说，哪怕美国什么也没干，“光这么一放风”，俄罗斯等国的核武器实验室肯定在准备自己的重启核试验方案。而重启核试验引发竞争，对美国来说“其实是亏的”。
美国的核专家们担心的正是这样的情况。美国凯托学会防务政策研究主管埃里克·戈麦斯认为，美国的核武器储备管理计划比俄罗斯的相关计划要好得多。在同样不进行试验的情况下，美国能获得的对武器的了解要比俄罗斯多。因此，美国若进行核试验，其他国家各自随后进行的核试验，对它们的武器设计者来说将非常有价值。
1988年，史蒂文·皮斐尔还是一名常驻莫斯科的外交官。在陪同一个美国代表团考察前苏联位于如今哈萨克斯坦境内的塞米巴拉金斯克核试验场时，前苏联陪同人员向他们展示了一口即将完工的核试验竖井，直径大约只有3英尺。代表团中一名来自内华达州核试验场的专家告诉史蒂文·皮斐尔，美国开凿的核试验竖井直径一般为9至11英尺，这使得测试上方的空间区域最大化，能够收集到毫微秒间转瞬即逝的海量数据。
三年后，前苏联就停止了核试验。冷战结束至今，俄罗斯也未再进行核试验。
史蒂文·皮斐尔表示，全面禁止核试验，将会在核武器和核反应领域把美国锁定在一个优势水平。而如果进行核试验，不但不能使中国和俄罗斯坐到谈判桌前，反而为其他国家重新进行核试验打开大门，并缩小同美国在核武器认知水平上的差距。
“我们为什么要让其他国家进行核试验并侵蚀我们的优势呢？” 史蒂文·皮斐尔说，“这完全是个愚蠢的主意。”
恢复核试验的提议，在美国政界也引发了广泛的批评。据《华盛顿邮报》报道，在5月15日的会议上，美国国家核安全管理局就坚决反对核试验。
美国前副总统、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在5月27日猛烈抨击了特朗普政府，称恢复核试验可能有助于三方会谈的说法是“妄想”，并表示此举可能反而会鼓励其他国家恢复对它们军事意义重大的核试验。
来自内达华州的民主党参议员杰姬·罗森也发表了声明，要求政府“立即就这一紧急问题进行通报。”
虽然面临国内外的激烈批评，但美国究竟是否会重启核试验，目前最大的变量是特朗普能否以这样理性的思维方式来看待这个问题。弗兰克·冯希珀尔对此感到悲观：“有了这届政府，我们在美国生活在一个颠倒的世界里。特朗普政府在军控领域的政策，是由一批想彻底破坏军控的人制定的，正如其教育政策是由不信任公立教育的人制定，环保政策是由不赞同环保的人制定，公共卫生政策是由不支持政府在该领域发挥作用的人制定。”
弗兰克·冯希珀尔认为，进行核试验的意见纯粹是出于政治考量，其动机是破坏每一项军控协议。而如果特朗普再次当选，有可能会出于纯粹反军控的原因，再进行一次核试验。
“我不明白为什么这些人如此仇恨军备控制，也许他们就是反对所有对他们自由的限制，哪怕是做蠢事的自由。” 弗兰克·冯希珀尔对《中国新闻周刊》感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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